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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哲学家的刘禹锡
范志礼

    刘禹锡（772－842），字梦得，汉族，中山无极人，（一说彭城人，洛阳），唐代文学家，哲学家，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，曾任监察御史，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。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，有“诗豪”之称，与柳宗元并称“刘柳”，晚年住在洛阳与白居易唱和较多，时称“刘白”。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，后来“永贞革新”失败被贬为朗州（今湖南常德）司马。
    作为文学家的刘禹锡的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独树一帜，其《陋室铭》更是家喻户晓。但是，作为哲学家的刘禹锡，人们并不熟悉，这里就他的哲学思想作一浅谈。
   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。主要著作是《天论》三篇。作为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师，毛泽东主席生前十分推崇刘禹锡，不仅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，更是基于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。
    《天说》是柳宗元在永州时写的一篇短文，是同韩愈就天有无意志问题进行论战的。毛主席对《天说》很熟悉。1963年5月，他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说：“柳宗元30岁到40岁有10年都在永州，他的山水散文，与韩愈论辩的文章，就是在永州写的。”毛主席还说：“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”，指刘禹锡的《天论》上、中、下三篇。
    《天论》是刘禹锡哲学思想的代表作，主要论述了天的物质性、天与人的关系、产生天命论的根源等重大问题。
    刘禹锡和柳宗元都信奉佛教。但在宇宙论方面，刘禹锡继承了荀子以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。他以自然科学为根据，补充了柳宗元的自然观。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，刘禹锡认为整个自然界充满了有形的物质实体，天地之内不存在无形的东西。他把佛教的空无物质化、具体化，使之更易于人们理解和把握。他认为宇宙间并没有真正的“空”和“无”，而是充满了物质。“空”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，“空”不能超越物质形体而独立存在。这是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大发展。所谓“天”，不过是“有形之大者”，同样也是物质。这一阐述，透彻地说明了世界的物质性。
    关于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发展，他提出了天与人“交相胜，还相用”的观点，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。他认为，“大凡入形器者，皆有能有不能。天（自然），有形之大者也；人，动物之尤者也。天之能，人固不能也；人之能，天亦有所不能也”。天与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点，“交相胜”，“还相用”。人虽不能干预自然界的职能和规律，但却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。
    他认为万物的生长、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，动植物和人类是天地阴阳之气交互作用产生的。他还认为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有一定规律，宇宙万物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无穷地运动发展着的。天地万物各有其不同的职能和作用。自然界的职能在于生长繁殖万物，万物在生杀、壮健、衰老的自然发展过程中，遵循强胜弱败的竞争规律；人的职能在于利用自然规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资料，进行各种生产活动，向自然界谋取人们生活的需用品。刘禹锡提出：“天之所能者，生万物也；人之所能者，治万物也。”（《天论》上）他认为天不能干预人类社会的“治”或“乱”，人也不能改变自然界的运动规律。他还以科学知识为根据，宣传无神论，批判有神论。
    谈到对有神论社会根源的看法他认为，人之所以产生唯心主义思想，是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。“法大行”的时候，社会上“是为公是，非为公非”，人们就不会产生祸福来自天命的思想。蹈道必赏，违善必罚，人们就会说，祸福决定于人的行为，与天没有关系。在法大弛的社会里，是非颠倒过来，赏恒在佞，罚恒在直，人们对不合理的现象找不到解释，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之于天。他又认为，当“理明”时，人们就不会讲“天命”；当“理昧”时，社会上是非不清，就不会不讲天命。刘禹锡从法弛和理昧来解释有神论产生的根源，可谓见解独到。这是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，他指出，神是人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。
    总之，刘禹锡的学说，闪烁着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，把中国古代关于自然观的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。但是，也应看到，他的历史局限性，一是对思维科学认识不足，二是把天人关系绝对化，这样往往会引人走入以偏概全的迷途。